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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廖柏森

 編譯論叢第四卷第一期: http://ej.nict.gov.tw/CTR/v04.1/ctr040132.pdf

許多譯者心裡或多或少都會質疑:「翻譯理論有什麼用?」很多人不懂理論還是會作翻譯；相對地，懂了理論後就會翻譯了嗎?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話還差得遠呢。就像只會把游泳的姿勢和原理講得頭頭是道的人，一旦下了水可能很快就滅頂了。劉靖之教授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理解說道:「翻譯理論家擅長於理論，大多數不是出色的譯者。」(2008: 189)，他還舉例如傅雷、霍克斯(David Hawkes)、閔福德(John Minford)、朱生豪、梁實秋等翻譯大師都只鍾情於翻譯，而不太理會理論。加上很多專業譯者從來沒有學過任何翻譯理論，卻仍然可以在市場上生存活躍，所以翻譯理論對翻譯工作者有何價值呢?這個問題一直是翻譯實務工作者與翻譯理論學者之間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甚至是彼此誤解乃至於相輕的根源。 

翻譯理論與實務之間有何關係?這個重要議題可以透過一本小書來獲得深刻的理解，那就是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這本書是由英國St. Jerome Publishing Ltd.於2002年所出版，距今雖已9年，但討論的主題和內容仍具深刻意涵。兩位作者分別是安德魯．契斯特門(Andrew Chesterman)與艾瑪．華格納(Emma Wagner)，其中契斯特門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的翻譯理論教授，而華格納則是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譯事行政主管兼譯者。這本書就是兩位作者分別以翻譯理論學者和翻譯實務工作者的立場所展開的對話錄(dialogue)[1]。而且成書的因緣相當有趣，最初是契斯特門出版了一本翻譯理論專書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1997)，而華格納讀了之後就寫了一篇文章批評，認為翻譯理論只是很有意思(interesting stuff)，但對於實際翻譯工作沒有什麼用處。之後兩個人開始用email通信討論翻譯理論與實務關係之間的各種議題，此機緣也就促成了本書的出版。 

全書篇幅並不長，以兩位作者對話的口語形式寫成，讀起來清楚易懂。內容分為七章，分就七個主題提出理論與實務間相對的論述和不同的觀點。第一章題為Is translation theory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problem?討論翻譯理論和翻譯實務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是全書最重要的議題。文中華格納首先發難，質問翻譯理論到底能不能幫助譯者?可是契斯特門的回應卻是先質疑「翻譯理論應該幫助譯者」的預設(assumption)是否正確。如同文學理論是幫助我們理解文學的藝術型式，並非只為了創作更好的作品；翻譯理論也是為釐清翻譯現象、增加對翻譯本質的了解，而不是只為了翻譯實務上的應用，對譯者提出規範性的指導。以礦坑採礦為比喻，傳統的看法認為譯者有如礦工在地底下等待高高在上的理論學者指示他們要如何作翻譯。但契斯特門認為現代的翻譯學者反而應該是待在底層(“down here”)研究上層(“up there”)的實務譯者如何翻譯，才能對翻譯活動提出真實的描述、解釋和認識。筆者也認為這樣的觀點可鼓勵大學翻譯教授放下身段，自行從事翻譯或平等地與譯者一起研究翻譯，才能對翻譯有更全面實質的體察，值得鼓勵。 

其實華格納是希望譯者能和醫師、律師或建築師一樣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可以遵循，這就有賴翻譯理論學者觀察分析實務工作，並提出指導原則。為此契斯特門提出幾個概念工具(conceptual tools)，包括轉換詞性(transposition)、脫去除語言型式(deverbalization)、類像性(iconicity)、相關性(relevance)和改進原文(improving the original)等，而華格納也同意這些概念工具是譯者常用，但不見得有意識察覺到的理論，的確有助於實務工作。 

第二章Who am I? What am I doing?主要是探討譯者的身份認同(identity)和角色等議題，契斯特門從學者的立場徵引從古至今對於譯者和翻譯活動的眾多隱喻(metaphors)，包括建築者(builders)、海關(customs)、採礦(mining)、複製(copying)、模仿(imitating)、不忠實的美人(belles infidèles)、食人者(cannibal)、符碼轉換(decoding and recoding)、創造(creating)、溝通(communication)、目的(skopos)、操控(manipulation)、狂歡(carnival)等，指出翻譯在歷史中各種定位的演進過程，反映了不同時期對於翻譯的多樣意識型態。 

但有些隱喻及其背後的翻譯思維與華格納在歐盟的實務工作格格不入。例如食人主義(cannibalism)主張可以因宗教或政治目的來改變原文，而解構主義者德希達(Derrida)則認為意義是不穩定而且不斷轉移和延異的。華格納回應說這些理論「不太實際(somewhat unrealistic)」(頁25)，她覺得身為譯者就是要基於意義的某種客觀性並決定文本的意圖(intention)，以接近對等的型式(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form)表現出來，才能從事歐盟各國官方文書的翻譯並達到溝通的效果。但華格納還是能夠接受翻譯的多重角色，對於不同性質和目的的文本採取複製、模仿、符碼轉換、創造、或者少許的操控，而溝通才是最重要的。從此章我們可看到理論與實務之間的相容和抵觸並不是絕對的，而是視情境和需求而具相對的關係。 

第三章I translate, therefore I am not，標題是仿自法國哲人迪卡兒(Descartes)的名言I think, there I am (我思故我在)，此話本是用來肯定人類思想的真確基礎，但在本章標題改成否定句之後卻充滿反諷意味，凸顯譯者被認可(recognized)以及能見度(visibility)的問題。華格納從翻譯非文學文本的角度來看，譯者應該是隱形(invisible)和中立(neutral)的，她也贊成將譯文顯化(explicitation)，讓讀者易讀易懂，只有譯文出錯時才會感受到譯者的存在。但契斯特門從理論出發，對於譯者的能見度就有不同的觀點，例如韋努蒂(Venuti)主張要抗拒流暢的譯文，譯者才會被看見(visible)；食人(carnival)的翻譯論則認為譯者必須取代已死的作者；這些觀點都力求凸出譯者的地位。契斯特門自己也承認在這些議題上，理論能幫助譯者的程度很有限。但筆者覺得有趣的是，因為這些學者拋開翻譯技術的考量，提出脫離實務需求的抽象理論，反而翻譯才能被學術界看見和肯定，形成一個新興的學門而在大學成立系所乃至於博士班，也直接推升了翻譯工作者的專業地位和社會形象，形成理論與實務之間分合愛憎的弔詭關係。 

第四章What’s it all for?主要是討論翻譯的目的和型態。契斯特門再次從理論的角度提出目的論(skopos theory)、關聯論(relevance theory)、布勒(Bühler)的文本分類模式、希傑(Sager)的翻譯階段模式、紐馬克(Newmark)的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和溝通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豪斯(House)的顯性翻譯(overt translation)和隱性翻譯(covert translation)、諾德(Nord)的文獻性翻譯(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性翻譯(instrumental translation)、高爾德克(Gouadec)的七種翻譯型態等。但華格納直言這些翻譯目的和分類方式充斥繁複的術語，對譯者的工作難有助益。契斯特門也坦承這些概念「在理論上很有意思，但少有實用價值(theoretically interesting, but would be of little practical use)」(頁51)，反而稱許華格納所提出的非文學文本的翻譯型態分類。由此可知其實學者心中也自知理論與實務間的先天限隔，並未強迫譯者在工作上必須服膺這些理論。 

第五章How do I get there?則是以翻譯策略為焦點，也就是解決翻譯問題的方法和程序。契斯特門先提出搜尋策略(search strategies)、創造性策略(creativity strategies)和文本策略(text strategies)三大類，每類策略之下又包含許多更具體詳盡的翻譯策略或技巧。華格納則以專業譯者的經驗分享了距離策略(distancing strategies)，契斯特門認為此種策略接近他所說的搜尋策略和創造性策略，值得進一步以實徵研究加以探討。而筆者覺得在此章兩人的翻譯策略可說是相輔相成，較少理論與實務觀點上的歧異。 

第六章Is it any good?討論翻譯品質評量(quality assessment)的問題，從理論上來看，契斯特門認為有四種評量翻譯的基本方式: (1)比較譯文與原文，(2) 比較譯文與平行文本，(3)一般典型讀者的反應，(4)翻譯時的決策過程。但從實務上來說，翻譯的好壞主要是取決於顧客滿意度，包括交稿期限、排版和電腦格式等，華格納還介紹業界採用國際標準認證如ISO-9002和DIN 2345的優缺點。接著兩人話鋒一轉提到翻譯錯誤和規範的議題，契斯特門引用皮姆(Pym)的理論將錯誤分為二元性錯誤(binary error)和非二元性錯誤(non-binary error)，並提出四個規範:接受性規範(acceptability norm)、關係規範(relation norm)、溝通規範(communication norm)、責任規範(accountability norm)。華格納卻認為這種錯誤分類太簡單而不實用，對於規範的分析和內容也是有所保留。兩位作者在此章的歧見顯然較大，對於翻譯中出現的性別、意識型態、權力等議題都有針鋒相對的論述。 

第七章Help!是最後一章，針對輔助翻譯工具來立論，尤其是探討電腦的使用如何改變翻譯的工作型態。而在這章中，契斯特門一反前幾章中以學者姿態闡述理論，而改以較多的提問，由華格納來回答使用電腦輔助翻譯(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的甘苦談，特別是在歐盟機構中使用機器翻譯系統如Systran的情況。契斯特門對於業界的技術問題頻頻請教華格納，也透顯出翻譯理論在此領域較無著力處，必須向操作機器翻譯的專家請益。 

綜觀全書，筆者歸納幾點簡單感想如下:

(1) 本書將各種翻譯理論放在對話的情境中陳述，每段對話的篇幅不長，用字和句型也不會太複雜，好處是內容緊湊易讀，可視為翻譯理論的入門性綜述。但相對地，許多翻譯理論的系統性和精微層次就難以在簡短的對話中呈現。另外，兩人對談的焦點並不集中，偶有脫離議題或過度引申之處。例如第二章主題是討論譯者的角色，可是對話中卻旁及目的論和翻譯規範等；或如第五章探討翻譯策略，可是到最後卻擴大到放聲思考法(Think-aloud protocols)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Bourdieu)所提出的習性(habitus)概念。雖然這些延伸不至於說是不相干的議題，但由於全書篇幅已短，再旁出許多枝節難免削弱原來設定的論證主軸，這可能也是口語對話文體不如書面文體來得嚴謹的地方。  

(2) 本書雖稱是理論學者與實務譯者間的對話，但除了最後一章之外，譯者華格納大部份還是扮演提問與質疑的角色，在書中的篇幅相對較少；而學者契斯特門則通常是藉回答華格納的問題來闡述各種翻譯理論的要義，佔了較多的篇幅。雖然雙方偶爾還是會激盪出一些辯證的火花，但全書讀起來反較像是學者對實務工作者的解惑釋疑。而且筆者認為很可惜的是兩位作者的爭論時常缺乏交集，契斯特門的翻譯理論主要是針對文學翻譯作論述，探討範圍包括文學、宗教等不同文本；而華格納提出的翻譯工作大多是在歐盟執業所需的政治文件或技術文本。兩種翻譯文類的要求標準和使用策略都不一樣，對談容易失焦。例如華格納常對契斯特門提出的理論抱怨道:「又是只能適用在文學翻譯上(and again applicable only to literary translation)」(頁22)，兩人難以在同一觀念平台上討論，通常只能各自表述。另外也可看出實務工作者通常只專注關切自己所從事的專業領域，但是理論學者卻常被要求廣泛研究所有翻譯活動和相關現象並提出解決方案，這其實對學者不太公平，也是譯者和學者顯著不同之處。 

(3) 從文中也常見實務譯者相當排斥文學和後現代的翻譯理論，華格納稱這些學者所關切的議題非常「費解(esoteric)」(頁41)。但其實學者契斯特門在書中只提及部份翻譯理論，尚未講述的還有哲學進路的史坦納(Steiner)和本雅明(Benjamin)、文化學派的巴斯奈特(Bassnett)、多元系統的埃文佐哈(Even-Zohar)等人的翻譯理論。如果將全盤的翻譯理論托出，理論與實務的鴻溝勢必加鉅，恐怕華格納也就更難理解這些理論對實務工作的意義和用途了。而在經過與契斯特門的長期對話後，華格納在書中最後的結論中也了解規範性的翻譯理論終究不可得，不能期待學者提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翻譯圭臬，讓譯者奉行不渝。而相對地，譯者需要的是實用具體的指引，一種「以實務為導向的理論(practice-oriented theory)」(頁133)，反映出譯者對翻譯理論的需求，也足以讓理論學者多加省思。 

(4) 最後就翻譯理論與實務的關係而言，契斯特門認為理論並不只是為了指導實務而存在。翻譯理論也有必要描述、解釋、預測和評估翻譯的過程和成品。以色列學者圖里(Toury)(1995)甚至主張翻譯實務是屬於譯者和翻譯教師要探討的事，翻譯理論學者沒有為其理論找出實際用途的義務。譯者對於翻譯理論不宜只有指導「如何翻譯」的期待和要求，因為翻譯理論還要處理「翻譯是什麼」和「為何需要翻譯」等問題，以及翻譯對於目標語的語言、心理、社會、歷史和文化等各層面的影響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換言之，指導翻譯實踐只是翻譯理論的部份目的，不是全部、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認，許多學者精心建構出來的翻譯理論並未受到譯者歡迎，他們若未習得大量術語以進入該套理論系統的脈絡內，就難以理解這些學者的抽象論述。而且術語概念脫離日常語言用法愈遠似乎就顯得理論愈純粹，最後導致只限於少數學者在象牙塔內孤芳自賞，自絕與外在翻譯市場現實對話，理論和實務完全脫鉤。這就難怪會引起職業譯者的不滿或甚至輕視，因為這些論述自始從未把譯者工作上的需求考慮在內。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翻譯理論都是脫離實務，也有理論是從語言功能或文本分析比較的角度來檢視翻譯活動，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就十分緊密。例如翻譯功能理論學派所提出的目的論(Vermeer, 1987)、功能加忠誠原則(Nord, 2005)等皆是從實務經驗中反省提煉出來，具有高度指導翻譯實踐的意涵，值得翻譯工作者參考應用。 簡言之，不是所有翻譯理論都與實際譯事無涉，部份理論仍是與實務息息相關，雙方可相互印證闡發而互惠。 

目前國內的學者和譯者也常一廂情願地認為對方應該多了解自己的立場，而較少嘗試去了解對方的問題。只有像本書兩位作者透過對話，彼此之間才可能有同情的理解。讀完本書，正如大陸學者穆雷和李文靜(2007)在評介本書時說道:「實踐者可以透過本書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翻譯理論的概貌。研究者也可從中得到種種警示和啟發。」(頁65)。總結而言，這本小書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或許是學術象牙塔內的翻譯學者，未來不妨也將翻譯實務作為立論的基礎或驗證的對象。相對地，實務譯者也應理解理論學者的責任並非只在指導實務工作。翻譯理論旨在深入了解翻譯活動的本質，推進翻譯領域的發展，直接或間接也有助於實務的譯事。本書對於翻譯理論研究者與實務翻譯工作者都值得一讀，相信可增進彼此的了解，消弭誤解輕視，進而相互尊重合作，方為譯界之福。

參考文獻:

葉子南 (2003)。英漢翻譯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靖之 (2008)。翻譯:學術、專業、半專業。編譯論叢，第一卷第一期，183-192。

穆雷、李文靜 (2007)。《理論對譯者有用嗎?象牙塔與語言工作面之間的對話》評介。外語與外語教學，216(3)，63-65。

Chesterman, A.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Nord, C. (2005).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hiladelphia a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ermeer, H. J. (1987).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In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3(2),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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